近期,有关“新雅尔塔”的讨论在欧洲明显升温。“新雅尔塔”是指雅尔塔模式的重现。1945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,苏联、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,安排战后世界秩序,为此后的冷战埋下伏笔。雅尔塔会议虽然加速了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覆灭,却也带有鲜明的大国霸权色彩:大国绕过较小国家划分势力范围,牺牲了这些国家的主权。雅尔塔叙事在欧洲重新兴起,反映出欧洲阵营对自身在俄乌冲突中被边缘化的焦虑——担心中国、美国和俄罗斯可能绕开欧洲,敲定冲突解决方案,并决定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。

事实上,欧洲最大的焦虑来自美国。长期以来,欧洲依赖华盛顿作为主要安全支柱,并围绕美国的支持构建自身安全战略。美国和欧洲一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一致,但如今美国的立场已经改变。

特朗普政府将这场冲突界定为“欧洲问题”,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和财政援助,寻求改善对俄关系,指责乌克兰和欧洲拖延冲突,并使欧洲在和平斡旋中处于边缘地位。因此,谈及“新雅尔塔”,欧洲确实有理由感到担忧。

美乌关系趋于紧张、美俄关系回暖,再加上乌克兰的艰难处境、欧洲日益加深的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困境,以及遍及欧洲大陆的暴力抗议,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。

欧洲的不安表明,它未能把握世界走向多极化、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变化趋势,仍然从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自身与世界。对“新雅尔塔”的焦虑,暴露出欧洲仍深陷陈旧思维。

第一,对抗思维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欧洲失去霸权地位,却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庇护下延续了这种对抗心态。冷战以阵营竞争为特征,而即使冷战结束后,欧洲仍以价值观划线与世界交往,疏远价值观不同的国家。欧洲或单独、或与美国一道输出“民主”,甚至诉诸武力推动政权更迭。欧洲通过推动欧盟和北约双重东扩来扩大自身势力范围,不断积累与俄罗斯之间的摩擦。这种对俄对峙又严重损害了欧洲自身的利益。

 

第二,依赖思维。作为发达国家的集合体,欧盟长期陷入根深蒂固的对美依赖习惯,而美国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。无论谁入主白宫,美国都会继续奉行“美国优先”战略。欧洲对此心知肚明,却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种涵盖安全、能源、市场、金融和技术的全方位依赖,意味着欧洲在面对美国的霸凌与羞辱时,几乎无能为力。

 

第三,排他思维。尽管欧洲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,欧洲中心主义仍主导其思维方式。欧洲长期奉行双重标准,对自身及“圈内”伙伴宽容纵容,却排斥和针对被其视为异类的国家。它名义上倡导多边主义,实际上却只寻求同立场相近的国家合作;它优先考虑自身利益,却无视其他方面的正当关切。

 

例如,在乌克兰问题上,欧洲过度强调自身安全,却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,甚至对乌克兰付出的沉重代价视而不见。欧洲并不尝试理解持不同立场的国家,而是对其施以持续不断的批评和制裁。这种心态强化了零和博弈,也阻碍了解决复杂问题所必需的多边合作。

这些陈旧思维脱离现实,不断侵蚀欧洲自身的利益,这正是欧洲焦虑的根源。新时代不会容许雅尔塔式的交易政治。中国主张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,反对此类交易式讨价还价。欧洲曾是大国交易政治的参与者,不应将自身的过去投射到他国身上。欧洲当前真正需要的,是摒弃旧思维、构建新模式,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。